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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中文系女教授的励志演讲:从小我走向大我

时间:2015-10-15 12:51:33  来源:92励志  作者:励志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戴从容是号称天书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译者,在前不久举行的复旦校庆科学报告会上,她讲述了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她说,学术不一定要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做出回答,不必直接追随当下的社会潮流,但需要站在哲学的高度对社会问题做出思考;必须在与社会的交流中,在对社会的贡献中才会获得价值。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位于授业和解惑之先。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很多老师给我的不仅是学术上的知识,而且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现在每当想起他们,我都会用他们来检视自己,因为我知道,老师的一言一行可能影响学生的一生。
 
在本科阶段,一位教古代汉语的老师告诉我们,“取其上而得其中,取其中而得其下”,意思是说最后的结果往往会与目标有差距。也正是因为如此,人应该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而不是安于所成。如果你要求自己“说过得去就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说不过去”了。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对自己的要求——给自己设定高度,接受挑战。另一方面,也是这句话,让我对自己不会过于苛刻,如果结果没有想象得那么好,我也会跟自己说,就算古代先贤也是“取其上而得其中”,我只要做了,努力了就行。
 
正是这一信念,让我从进入科研领域开始,就不喜欢原地踏步,而是喜欢新的挑战,喜欢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
 
记得读硕士的时候,我开始定毕业论文的选题,一位高我两届、很得导师欣赏的师姐跟我说,毕业论文应该是把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几年做的比较成熟的成果拿出来,相当于给三年做一个总结。但我觉得学习应该是不断地向上走,毕业论文尤是如此,通过系统研究,是让自己的视野和能力走上另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此时不挑战自己更待何时呢?如果真的失败了,也不过是延期毕业一年而已。于是作为中文系的硕士生,我大胆地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只有北大清华屈指可数的几位教授才刚刚涉猎、还没有完整研究成果的后殖民理论,所有资料不但没有翻译,甚至在国内图书馆都找不到。
 
当然,写论文的过程很痛苦,我至今还记得那种头痛欲裂的感觉,但论文写出来,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看到我都很惊异,一位女生竟然可以写出如此逻辑清晰的文章。后来我把其中的一部分投到哲学类的核心期刊《国外社会科学》,不但发表了,还被评为“《国外社会科学》创刊200期优秀论文三等奖”。当时去北京领奖,我发现自己是年龄最小的。我想我和师姐的不同,不是能力上的,正是是否愿意挑战,决定了我们不同的发展道路。
 
就这样,不论是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还是后来我翻译号称天书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所有这些事情,当我开始做的时候,总有人说这不可能,你做不到。还好我对自己要求不高,如果真没做到,不过是“求其上而得其中”,至于别人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吧。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为一只鸵鸟,据说鸵鸟遇到危险,会把头埋到沙堆里自我欺骗。我则是认定了一件事值得做那就去做,成败如何,外界的评论我不去考虑。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一意孤行,相反,听取智者的建设性建议非常重要。我最幸运的就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会遇到一些智者——有我的老师,有学术界的同行,有我的朋友,还有书本中的智者。正是他们的指点与帮助我才能走到今天。比如当年陈思和老师让我做《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时候,我对他说,这本书太难、太可怕时,他说:“如果不难还要你做什么,正是难了才值得做”。对此我感激至今,如果不是当年他的这句话,我今天很可能“泯然众人矣”。
 
再比如当年我博士论文写完后,想离开乔伊斯做其他作家,开会时遇到一位我敬重的教授,他对我说:“要做一个课题就要有花10年去做准备,要做到以后别人谈到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到你”,于是我放弃了“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想法。现在我看到一些人什么都写,但很快就被人遗忘的时候,我会为他们遗憾,他们没有我幸运,遇到智者的指点。
 
除此之外,我觉得与智者合作也非常重要。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如果与智者一起做,你的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比如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一直跟一位叫倪卫国的独立出版人合作的,后来找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是他去找的,因为国内书籍出版必须有正式的出版社。当然我很幸运,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很能干,但是一开始其实有好几家出版社打电话或上门直接找到我,愿意出我的这本书,给我比较高的版税,但我都拒绝了。我自2006年与倪卫国签定合同后就从没谈过要加稿费或者要版税或者要换出版社的事,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位智者,他爱书、懂书,也知道如何把书做出价值--这是钱买不来的。我愿意与他合作。现在的书,其实是我们两个一起商量的结果,而他一系列非常完备的出版策略是国内没有先例的,在出版界也引起了震动。这只有跟智者合作而不是跟钱合作才能做到。
 
当然,虽然有智者指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善如流。有人跟我说“有人指点也要你肯去做才行,我就不一定会去做”。这确实是我的一个优点,只要我认为对的我就会去做,很少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我之所以能如此,跟净心有关。净心就是心无旁骛,找准自己的方向后不要被其他的诱惑干扰,尤其不要为只有金钱价值的东西工作。生命和时间更宝贵,钱赚得再多也带不走,物质享受再多也不如让自己内心满足快乐。
 
除了在物质上要净心,在权力、名声、人际关系上也要净心。我相信“你花盛开,蝴蝶自来”,与其费心费力费时去求,不如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世界自然会向你敞开。比如我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只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没有考虑成败,更别提考虑带来什么好处了,至少我知道评职称翻译是不算成果的。但是出版后,就有路透社、法新社、新华社、BBC、华尔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大牌媒体来报道,有西澳大利亚大学、英国诺维奇作家中心等全额邀请我去做报告。只要做出成绩,该属于你的自然会来,去争反而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时间精力如果用来做事情说不定就做成功了。只靠费心费力争来的也未必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不过,不争不等于不负责任,这是我和道家的无为思想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年老的时候不妨无为,但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有点野心。这个野心不是名、权、利的野心,而是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大的野心。
 
在这方面,我非常认同德国作家歌德的“大我”说。我常常向我的学生推荐他的《诗与真》,这是人物自传中唯一一部不为自己辩解,也不为自己美饰,而是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书。他的目光不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在世界,而且要让自己的世界不断扩大,这种胸襟让我悠然神往。
 
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的世界不断扩大的过程:儿时的世界很小,就是自己的父母和小伙伴,所以长大后回想起来好像觉得很单纯,但这是以视野的有限为代价的;长大一些,这个世界就扩大到学校、老师,开始有了考试的压力,也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社区;再大一些就有了同事、有了家庭、有了权利,也有了义务和责任,视野可能放大到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
 
将小我变为大我的途径可以有很多,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个性和条件的那一个。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独坐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个资讯高度发达、人类以各种形式空前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足不出户几乎等于闭门造车。
 
我曾经在开会时遇到过一位学者,那次会议我负责收会务费,他穿得很简朴,很晚才来找我,不好意思地说他的学校在山区,出不起会务费,但他对外国文学非常感兴趣,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了进去,所以非常希望能让我给他机会跟其他学者交流。出于同情我和他聊了起来,问他在做什么课题,他告诉我他在写一部外国文学史。当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外国文学史涉及多种语言,不是一个人能编写的,于是我问他怎么做,他说他已经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相关词条大部分都看过了。我听了真的又敬佩又惋惜:我敬佩的是他对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我惋惜是因为他只要接触了学术界,就会知道学术不是这样做的,没有研究可以仅通过辞书来完成。不与外面的世界交流(在他这里其实是没有条件与外面的世界交流),热情更大却可能是更大地浪费生命。
 
即便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只要能够把视野放大,也可以做到把小我变为大我。我有一位日本朋友,主要研究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但因为与领导有矛盾在学校得不到支持,同时日本的乔伊斯学会大多用日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与国际乔学界很少来往,他也不大与他们交往。我的这位朋友的日式英语其实带着非常重的口音,与他用英文对话有时是种痛苦。但他就是不屈不挠地去参加各类乔伊斯国际学术会议,用英文写文章,与国际学者交流,写很长很长的信解释他的观点。我很多次被他的勤奋感动,也在一部有影响的乔伊斯研究文集中看到了他的文章。他今年年初非常高兴地写信给我,说他获得了一笔日本政府得奖金,是对他在国际学术界的贡献的奖励。他因为把自己定位在国际学术界,不但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也获得了自己国家的承认。
 
另外一种将小我变成大我的方式是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的需要、人类的需要联系起来,这一点对文学来说没有社会科学那么明显,但也因此更加重要。文学有自己独立的运作规律,但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的。虽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曾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在美学上叫autonomy(自律原则),但后来德国学者本雅明和彼得·比格尔都指出,作家的创作从来没有脱离过周围社会的需要。或者用新历史主义代表人格林布拉特的话说,在莎士比亚那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历史和社会的背景;我也曾撰文指出像乔伊斯这样高不可攀的精英作家其实创作中包含着大量对当时流行文化的关注和回应。
 
科研当然首先要对自己领域的特殊运作规律了如指掌,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考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理论是与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的反思分不开的,福柯的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当时法国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学术不一定要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做出回答,不必直接追随当下的社会潮流,但需要站在哲学的高度对社会问题做出思考。素以善谈著称的英国学者以赛亚·柏林1940年后访问苏联后却没有对苏联的专制政权直接加以批判,但他对自由的思考是从更高的层面对历史上专制与自由的关系做出梳理。正是因为明白了学术与社会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目前在科研中越来越有意识地去思考那些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社会的课题,比如爱尔兰作家对民族身份的思考,比如英美作家对今日的社会空间的反思等。
 
现在我越来越相信:学术必须在与社会的交流中,在对社会的贡献中才会获得价值,而且这个社会越大,价值也就越大。